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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画标准只能从国画规律中确立

发布时间:2015-03-04 09:23:31 点击浏览:次


当代国画标准的确立是国画品评并影响到社会文化判断的重要而根本的问题。而确立国画的标准,应该根据国画自身的规律与民族文化的精神。这本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但是在涉及到目前所谓的“当代国画”时,似乎许多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国画的基本规律以及当代国画的特征这样两个普遍性的问题。

??? 我们首先大致回顾一下国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标准以及与这些标准相关的一些重要规律。

??? 绘画的本质是以“形、色”表述一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由于社会文化观念形成发展与侧重的不同,形成了各民族地域、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绘画。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由于对文化观念的表述在深度广度与手法上的区别,又形成了同种绘画中的不同流派与风格。国画当然也不例外。因而,决定绘画规律的根本是对“形、色”的不同认识与不同的表述方式。国画的“形”是靠“象”来决定并表述不同条件下的“象”的。由于中华民族定居的农业生产这种平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以及东西流域走向并四季分明的生存环境,这个民族大量的生存所需的观念必须达成与自然规律以及与他人结论的相互和谐,人们把这种社会文化共识的观念之体现称之为“象”。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古老哲学即用“象”来认知万物万事。所谓的“现象”在中国几乎包含了一切可思可察的对象。在不同条件、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下,“象”又可以有物象、气象、迹象、意象等诸般分别,而国画的“形”就是一种“结象而成”的文化表述。所以,在最初形成的国画理论中,便提出了“取象不惑”的

造“形”要求。在现在仍被广泛使用的汉语成语中,例如画地为牢、画蛇添足、画虎类犬、画饼充饥、画龙点睛、诗情画意、胸有成竹、胸无成竹等等,都曲折地反映了不同历史

阶段中“形”与“象”的关系,以及“象”的“形”是靠? “画”来表达的这一国画基本规律。

??? 国画的“色”则是靠社会文化共识的“相”来决定的。人们为了表述另一类与“形象”不同的共识观念,又创造了一个“相”字来表述这类社会文化共识。这类共识可以用“色”

来表述。试思考一下汉语中最常用的一些词,如:天色、脸色、气色、春色、秋色、山色、水色等等,就不难明白“色相”这个词的含义,也更能体会到国画中关于“色”的基础

定义。从绘事后素、五色目盲、恶紫夺朱、青布兰衫、紫气东来、五彩缤纷、随类赋彩、金碧辉煌、花哩胡哨、活色生香、墨分五色等等现今仍常用的汉语成语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历

史上不同的“色”相观念、色彩用法以及“色”与“绘”的直接关系。正是由干在中国,“形”与“色”是靠“画”与“绘”来作为最初的表达的,所以中国就把表述形色的方式称为“画

绘”或“绘画”了。后来,这种表述形成了诸多的方法体系,形成了完善的表述体系。例如众所周知的描法体系、效法体系、点法体系、染法体系等等,进而又将“画法”归结为“笔法”体系,将“色法”归结为“墨法”体系,简称为“笔墨”。于是“笔墨”便成了代替国画中“形色”及其规律的专门词汇了。

??? 对于绘画社会功能的判定,也是绘画重要的基本规律的要求之一。从国画的形成发展来看,趋吉避凶、向善憎恶是其基本倾向,在长期的衍变发展中渐渐形成了追求真善美的社会准则,并进一步激活生命与滋润心灵。从众所周知的求形、神、态、势、趣、意的追求和它们的转换拓展中,以及神、妙、能三品向神、妙、能、逸四品并推崇逸品的转换中,人们找到了在国画中追求自然、强调个性并遵从仁义的品格追求,并且使得这种和谐中的个性统一成为社会文化至高无上的评判。在任何历史时期的绘画评判中,中正、平和、雅正、天真,都是贯穿始终的品格追求。因而,从绘画的社会功能与绘画本体来论国画的基础规律,不外乎简单的四个字:品格笔墨而已。作为国家形象的国画,其基本标准更应从这个规律的角度来要求和认识。只有如此,才能突出国画的艺术特征与其对人的文化造就之功能。

??? 那么,当代国画又如何呢?首先应当看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应当看成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的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画面临的遭际是批判、取消和改造。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以西画为规矩的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造”与“学习”,实际上当今还残存着相当一部分唯西画规律马首是瞻的所谓“当代国画”规律。不管有多少好听的说辞,20世纪对国画的基本改造不外乎两条:一是以状物取代画画,以西方基本的摹物方式(典型的是“素描”、“色彩”教学与“写生”创作)取代国画的“形”、“相”、“笔”、“墨”;另一是以某些现实的社会功利(例如政治运动、经济活动、特定需求等)来取代绘画对心性品格的造就这一根本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二者相激鼓吹,加上某些殖民思潮的泛化,致使某些绘画翻译家或绘画活动家的作品与创作方式掩盖了对国画本体规律的深入认识,更难谈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应用。这样,某些现实功用被泛化或夸大,甚至冠以唯物主义、现实主义这类泛理论的牵强解说,这种理论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在20世纪国画的历史中,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似是而非、唯洋是务、底气不足、割断历史、实用为尚的混乱,且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此并从中获益。这已造成了不少被动与混乱,使得国画的规律要靠西方文化来解读。学国画要考西方素描,尤如学汉语要考英文语法一样,被奉为正宗教学。因而,在对“当代国画”的评判与认识上,我们更应注意国画的规律。实际上,齐白石与黄宾虹两位大师的成就,正揭示了当代国画发展的履迹。齐白石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主张以及那对“形”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对“神”的精确把握,对水墨笔法的精谨使用与红花墨叶的铺陈,对笔法写法的不懈追求与对诗文书印的深人研习;黄宾虹那“五笔七墨”的总结与对“涂”法的创造,对肌理的多层把握与对光影的特殊解读等等,都是在尊重笔墨与品格的国画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当代新探索。

??? 在当今建构和谐社会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之际,有过某些成就的国画探索应转向新的对国画规律的认识,从更高的民族文化的品格上要求国画,从更深广的笔墨创造上发展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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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绶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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